罗家伦，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1897年生于江西南昌。四岁发蒙，就学家塾。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就读美国传教士所办英文夜校，开始学习英文。1912年随父亲从江西返回祖籍浙江绍兴。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开始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罗家伦在校期间成绩优异，且热心社会活动，曾为《复旦》季刊的编辑，所撰《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一文曾被上海报纸转载。
1917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北大时期的罗家伦在学问方面“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常常“跨系选课”，并时常去胡适家中“请教受益”。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期“易卜生专号”出版，刊印了罗家伦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著《娜拉》。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8年夏，与傅斯年、徐彦之、俞平伯等筹组“新潮社”，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编辑发行专门刊物，倡导新文化运动。罗家伦提议将该杂志中文名称定名为《新潮》。“新潮社”成员基本为北大学生。成立之初有社员21人，最多时达三十余人。根据“新潮社”的组织章程，设编辑与干事两部，编辑部主任编辑为傅斯年，罗家伦为编辑。傅斯年出国留学后，罗家伦接手其工作，主持《新潮》的编辑事务。从1919年1月1日《新潮》出刊，到1920年秋罗家伦赴美国留学，杂志编辑易手为止，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共发表论文、演说记录、评论、书评、诗歌、通信等各种体裁的文章36篇，是仅次于傅斯年的第二位“主笔”。
1919年，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时，罗家伦和他的同学们由“批评旧文学、旧观念、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地方”的书生议政，转而采取实际的行动，并因此成为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0年秋，经蔡元培校长推荐，罗家伦获得穆藕初奖学金资助，与段锡朋、汪敬熙等人赴美留学，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与哲学，曾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学校荣誉奖学金。1921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教育哲学及思想史。1923年冬赴德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月余即加入国民党，投身蒋介石麾下，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总司令部参议、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28年8月，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时年32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1930年5月，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南下武汉。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1932年8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41年7月，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1943年2月，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巡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同年4月宣誓就任新疆监察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出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馆降旗撤馆，罗家伦即返回台湾。回台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台湾“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革命文献》等大型文献资料丛书。1969年12月25日病逝于台北。
在大陆学术界，长期以来，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人们谈及罗家伦、研究罗家伦一般都是从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来褒贬臧否，而恰恰由于作为一个政治人的罗家伦很早就投身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阵营”，为其统治服务终身，因此也就脱不掉“帮凶”的命运。及至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在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范，以学术研究的话语来重新审视那些曾经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左的”、“右的”或“中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家伦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但依然不是大家感兴趣的“热点”或“焦点”。论从事功抑或思想而言，在中国大陆罗家伦确实是一个需要“重读”的历史人物。
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生平，73年的生命历程，成长求学，步入政界，其政治生命与言论事功一直与国民党政权相始终。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类——以自己的学术背景或文化人身份进入到“体制内”甚至是被“体制化”了，成为“专家型官僚”的典型，对于罗家伦政绩与思想主张的梳理主要可分为两大方面：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时期的罗家伦和以“教育救国”的愿景与实践为主体的文化观。
二
美国华裔学者张灏曾将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时间的中国称为转型时代，认为“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张灏：《思想与时代》，11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这样的大转折时代并不多见，除了春秋战国和魏晋，就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蔓延至今、而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思想意识的转换，因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就成为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1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0。罗家伦就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年代，他的思想变迁也充分反映了时代大潮的起伏跌宕。1917年秋，罗家伦考入新文化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他以《新潮》为阵地，热烈地拥抱新思潮，激烈地批判旧传统，倾心创造新文学。在爱国运动的狂飙中，他揭竿而起，投入争取国权的斗争，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群体中的一员。而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则成为罗家伦“立言”、“立功”的第一个大舞台和精神家园。正如国民党内著名的理论家陶希圣所言，“五四这个时候是志希先生名望事业的发轫时期”陶希圣：《我所知道志希先生的几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十三卷第一期，10页。。
1917年秋，罗家伦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这个思想活跃，以“二十世纪新学生”相标榜的年轻人深受新思潮的鼓动，入学第一学期“便向最具前卫性的《新青年》投稿”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2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918年元月号《新青年》还刊出了罗家伦用文言写的《青年学生》一文。同年6月，他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刊出，这是罗家伦第一次使用白话文。1919年1月1日《新潮》杂志出版。这份学生刊物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探讨中国社会“因革之方”，激发人们对于学术的兴趣，转变青年学生的思想与人格为责任。可以说，论从《新潮》的创办者赋予它的基本精神，还是它所发表文章的基本倾向来看，《新潮》的旨趣与早期陈独秀的思想主张是十分契合的。罗家伦自己曾这样评价道：“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因此，“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几”。但比较而言，他认为“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76页，《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0册。。
综观罗家伦发表在《新潮》上的30余篇文章，可以感受到他对封建传统道德和封建专制文化的情抨击，他主张通过西方文化的推介与普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强调“文学革命”的本意并非仅仅在于普及“通俗教育”，而是要确立“人的文学”。他的文章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新潮》“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的编辑方针。首先，关于“批评的精神”。罗家伦将“批评”作为向旧世界宣战的有力武器。他认为，“批评这件东西，实在是改革思想、进促现状的妙品”，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书籍方面的批评可以祛除“顽固不合科学的思想”，“指导一般的国民”，免得青年人上当。当然，也可以看出，罗家伦对旧中国、旧文化的批评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的。同时，他对《新潮》的“批评”是有自己的基本定位的，即这种批评尽管不乏火药味，但是是对“学问的讨论”和“真理的研究”，即使是批评社会现象，也是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并希望所提的建议能够得到社会的“采择”。第二，关于“科学的思考”。罗家伦认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讲究科学的方法，这是思想可以上轨道的前提。科学的方法论是改中国人“糊涂脑筋”为“科学脑筋”的利器。最后，关于“革新的文词”则主要体现在对白话文运动的推波助澜与身体力行。罗家伦不仅在《新潮》上发表文章，阐发“文学革命”的思想，而且还从事文学创作，诗歌与小说均有涉猎。
罗家伦不仅是一位热烈呼唤新思潮，热心于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造的“弄潮儿”，也是一位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的“实际的人”。与他的好友傅斯年不同，在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他做了大量发起、组织和宣传的工作，“始终是主角之一”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册），199页，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在参与实际工作的同时，他也开始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精神进行分析和阐释。早在1919年5月26日，他以“毅”的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较早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并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认为这三种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当然，罗家伦也敏锐地觉察到学生运动的严重局限性，认为单纯的群众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的腐败，并不能达到青年学生们所追求的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目标，使中国走上文明、民主之路是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这样的认识更坚定了罗家伦“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基础”的信念。
“近代中国宛如一座云雾萦绕的历史迷宫。当知识者们怀着救世的热忱跨入它的大门，去探寻通向光明的出口时，他们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许纪霖：《穷的困惑》，2版，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在被鲁迅形象地比喻为“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时代”的近代中国，新旧思想的交锋尤其激烈。知识青年在如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面前，也表现出了他们选择的不确定性。北大时期的罗家伦从热烈地呼唤新思潮，讴歌十月革命到最终接受实验主义；从赞同社会主义，主张系统介绍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提倡“应用社会主义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志希：《解放与改造》，《新潮》第2卷第2号，《书报评论》，361页。到倾慕西方民主制度，主张为思想自由而作“真理的牺牲”；从激烈地反传统，抨击中国文学一是处，到承认文学革命是“中国与世界文学接触的结果”，西方文学也应“分析研究”，进而提出“东西文明融合论”，五四时期罗家伦的思想恰如时代潮流的变化一样，异彩纷呈，瑕瑜互现，卓见与局限并存，而其思想的最后转型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简单地用意识形态的“左”与“右”来关照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是失之偏颇而难于重现当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的真实面貌。
三
著名学者欧阳哲生曾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长和著名大学校长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知识领袖型，如蔡元培、胡适，因其在知识界的特殊声望而获得人们的尊重，但于管理校务方面却采“为而治”方针，行政能力似令人“不敢恭维”。二是学者官僚型，如朱家骅、蒋梦麟、罗家伦，他们都有留学的经历，更有与国民党的特殊关系，国民党的党性色彩比较浓厚。三是职业干练型，以张伯苓、梅贻琦、傅斯年最为典型，他们的党派色彩相对淡薄，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以教育为职守，属于比较纯粹的教育家。参加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罗家伦学生时代的好友傅斯年曾经预言过他的《新潮》同仁们的职业取向，不出教育界与出版界，这个预言得到了相当的应验。罗家伦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服务于教育界，按时间顺序先后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1927年5月出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到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第二段，1928年8月21日到1931年1月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第三段，1932年8月至1941年7月任中央大学校长。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负时誉”的时期。他的学生也认为，罗家伦是历史学家、思想家，但更是一位教育家，他对于国民党最大的贡献即在教育方面。参加马星野：《悼罗志希先生》，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2册，592页。
罗家伦关于教育问题的言论，大多数并不是来自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而是来自他对学生及教职员工的演讲。这些演讲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教育的认识，对大学理念的理解，特别是对国立大学地位与作用的基本界定。最能代表罗家伦大学理念的两篇文献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时的就职演说《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另一篇为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后对全校教职员的演讲《中央大学之使命》。
正如著名哲学家，罗家伦到清华后最倚重的教授之一冯友兰曾经说过的那样，“罗家伦是乘北伐之余威，打着革命的旗罗家伦，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1897年生于江西南昌。四岁发蒙，就学家塾。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就读美国传教士所办英文夜校，开始学习英文。1912年随父亲从江西返回祖籍浙江绍兴。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开始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罗家伦在校期间成绩优异，且热心社会活动，曾为《复旦》季刊的编辑，所撰《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一文曾被上海报纸转载。
1917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北大时期的罗家伦在学问方面“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常常“跨系选课”，并时常去胡适家中“请教受益”。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期“易卜生专号”出版，刊印了罗家伦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著《娜拉》。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8年夏，与傅斯年、徐彦之、俞平伯等筹组“新潮社”，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编辑发行专门刊物，倡导新文化运动。罗家伦提议将该杂志中文名称定名为《新潮》。“新潮社”成员基本为北大学生。成立之初有社员21人，最多时达三十余人。根据“新潮社”的组织章程，设编辑与干事两部，编辑部主任编辑为傅斯年，罗家伦为编辑。傅斯年出国留学后，罗家伦接手其工作，主持《新潮》的编辑事务。从1919年1月1日《新潮》出刊，到1920年秋罗家伦赴美国留学，杂志编辑易手为止，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共发表论文、演说记录、评论、书评、诗歌、通信等各种体裁的文章36篇，是仅次于傅斯年的第二位“主笔”。
1919年，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时，罗家伦和他的同学们由“批评旧文学、旧观念、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地方”的书生议政，转而采取实际的行动，并因此成为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20年秋，经蔡元培校长推荐，罗家伦获得穆藕初奖学金资助，与段锡朋、汪敬熙等人赴美留学，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与哲学，曾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学校荣誉奖学金。1921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教育哲学及思想史。1923年冬赴德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月余即加入国民党，投身蒋介石麾下，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总司令部参议、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28年8月，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时年32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1930年5月，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南下武汉。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1932年8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41年7月，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1943年2月，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巡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同年4月宣誓就任新疆监察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7年出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馆降旗撤馆，罗家伦即返回台湾。回台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台湾“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革命文献》等大型文献资料丛书。1969年12月25日病逝于台北。
在大陆学术界，长期以来，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人们谈及罗家伦、研究罗家伦一般都是从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来褒贬臧否，而恰恰由于作为一个政治人的罗家伦很早就投身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阵营”，为其统治服务终身，因此也就脱不掉“帮凶”的命运。及至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在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范，以学术研究的话语来重新审视那些曾经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左的”、“右的”或“中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家伦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但依然不是大家感兴趣的“热点”或“焦点”。论从事功抑或思想而言，在中国大陆罗家伦确实是一个需要“重读”的历史人物。
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生平，73年的生命历程，成长求学，步入政界，其政治生命与言论事功一直与国民党政权相始终。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类——以自己的学术背景或文化人身份进入到“体制内”甚至是被“体制化”了，成为“专家型官僚”的典型，对于罗家伦政绩与思想主张的梳理主要可分为两大方面：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时期的罗家伦和以“教育救国”的愿景与实践为主体的文化观。
二
美国华裔学者张灏曾将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时间的中国称为转型时代，认为“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张灏：《思想与时代》，11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这样的大转折时代并不多见，除了春秋战国和魏晋，就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蔓延至今、而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思想意识的转换，因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就成为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1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0。罗家伦就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年代，他的思想变迁也充分反映了时代大潮的起伏跌宕。1917年秋，罗家伦考入新文化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他以《新潮》为阵地，热烈地拥抱新思潮，激烈地批判旧传统，倾心创造新文学。在爱国运动的狂飙中，他揭竿而起，投入争取国权的斗争，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群体中的一员。而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则成为罗家伦“立言”、“立功”的第一个大舞台和精神家园。正如国民党内著名的理论家陶希圣所言，“五四这个时候是志希先生名望事业的发轫时期”陶希圣：《我所知道志希先生的几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十三卷第一期，10页。。
1917年秋，罗家伦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这个思想活跃，以“二十世纪新学生”相标榜的年轻人深受新思潮的鼓动，入学第一学期“便向最具前卫性的《新青年》投稿”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2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918年元月号《新青年》还刊出了罗家伦用文言写的《青年学生》一文。同年6月，他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刊出，这是罗家伦第一次使用白话文。1919年1月1日《新潮》杂志出版。这份学生刊物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探讨中国社会“因革之方”，激发人们对于学术的兴趣，转变青年学生的思想与人格为责任。可以说，论从《新潮》的创办者赋予它的基本精神，还是它所发表文章的基本倾向来看，《新潮》的旨趣与早期陈独秀的思想主张是十分契合的。罗家伦自己曾这样评价道：“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因此，“我们主张的轮廓，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几”。但比较而言，他认为“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76页，《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0册。。
综观罗家伦发表在《新潮》上的30余篇文章，可以感受到他对封建传统道德和封建专制文化的情抨击，他主张通过西方文化的推介与普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强调“文学革命”的本意并非仅仅在于普及“通俗教育”，而是要确立“人的文学”。他的文章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新潮》“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的编辑方针。首先，关于“批评的精神”。罗家伦将“批评”作为向旧世界宣战的有力武器。他认为，“批评这件东西，实在是改革思想、进促现状的妙品”，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书籍方面的批评可以祛除“顽固不合科学的思想”，“指导一般的国民”，免得青年人上当。当然，也可以看出，罗家伦对旧中国、旧文化的批评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的。同时，他对《新潮》的“批评”是有自己的基本定位的，即这种批评尽管不乏火药味，但是是对“学问的讨论”和“真理的研究”，即使是批评社会现象，也是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并希望所提的建议能够得到社会的“采择”。第二，关于“科学的思考”。罗家伦认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讲究科学的方法，这是思想可以上轨道的前提。科学的方法论是改中国人“糊涂脑筋”为“科学脑筋”的利器。最后，关于“革新的文词”则主要体现在对白话文运动的推波助澜与身体力行。罗家伦不仅在《新潮》上发表文章，阐发“文学革命”的思想，而且还从事文学创作，诗歌与小说均有涉猎。
罗家伦不仅是一位热烈呼唤新思潮，热心于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造的“弄潮儿”，也是一位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的“实际的人”。与他的好友傅斯年不同，在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他做了大量发起、组织和宣传的工作，“始终是主角之一”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册），199页，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在参与实际工作的同时，他也开始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精神进行分析和阐释。早在1919年5月26日，他以“毅”的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较早使用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并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认为这三种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当然，罗家伦也敏锐地觉察到学生运动的严重局限性，认为单纯的群众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的腐败，并不能达到青年学生们所追求的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目标，使中国走上文明、民主之路是个极其复杂的工程。这样的认识更坚定了罗家伦“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基础”的信念。
“近代中国宛如一座云雾萦绕的历史迷宫。当知识者们怀着救世的热忱跨入它的大门，去探寻通向光明的出口时，他们不由得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许纪霖：《穷的困惑》，2版，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在被鲁迅形象地比喻为“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时代”的近代中国，新旧思想的交锋尤其激烈。知识青年在如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面前，也表现出了他们选择的不确定性。北大时期的罗家伦从热烈地呼唤新思潮，讴歌十月革命到最终接受实验主义；从赞同社会主义，主张系统介绍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提倡“应用社会主义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志希：《解放与改造》，《新潮》第2卷第2号，《书报评论》，361页。到倾慕西方民主制度，主张为思想自由而作“真理的牺牲”；从激烈地反传统，抨击中国文学一是处，到承认文学革命是“中国与世界文学接触的结果”，西方文学也应“分析研究”，进而提出“东西文明融合论”，五四时期罗家伦的思想恰如时代潮流的变化一样，异彩纷呈，瑕瑜互现，卓见与局限并存，而其思想的最后转型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简单地用意识形态的“左”与“右”来关照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是失之偏颇而难于重现当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的真实面貌。
三
著名学者欧阳哲生曾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长和著名大学校长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知识领袖型，如蔡元培、胡适，因其在知识界的特殊声望而获得人们的尊重，但于管理校务方面却采“为而治”方针，行政能力似令人“不敢恭维”。二是学者官僚型，如朱家骅、蒋梦麟、罗家伦，他们都有留学的经历，更有与国民党的特殊关系，国民党的党性色彩比较浓厚。三是职业干练型，以张伯苓、梅贻琦、傅斯年最为典型，他们的党派色彩相对淡薄，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以教育为职守，属于比较纯粹的教育家。参加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罗家伦学生时代的好友傅斯年曾经预言过他的《新潮》同仁们的职业取向，不出教育界与出版界，这个预言得到了相当的应验。罗家伦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服务于教育界，按时间顺序先后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1927年5月出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到1931年1月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长；第二段，1928年8月21日到1931年1月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第三段，1932年8月至1941年7月任中央大学校长。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负时誉”的时期。他的学生也认为，罗家伦是历史学家、思想家，但更是一位教育家，他对于国民党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