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北京燕山出版社 / 李玉民
9787540210694
¥10.00 ¥38.00
八成新 生活休闲
这是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领袖雨果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创作的又一部气势恢宏的鸿篇巨著。全书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一幅自1793年法国大革命至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期间,法国近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辉煌画卷,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雨果在叙事方面的过人才华,是世界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小说集中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饱含了雨果对于人类苦难命运的关心和对末来坚定不移的信念,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他是惟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这是罗曼·罗兰对雨果的评价。青少年的罗兰保存一期《堂吉诃德》画报,上面有一幅“老俄耳甫斯”彩画:苍苍白发罩着光环,他正抚弄着竖琴,为苦难的民众引吭高歌。《悲惨世界》的作者留下的这副形象,也许是大众更乐意接受的。
捧读《悲惨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当是厚重之感。同样是杰作,同样又厚又重,读《约翰·克里斯托夫》,或者读《追忆似水年华》,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压在心头,感到的是人类的苦难厚厚而沉重的积淀。不是写苦难深重的书,都能当得起这“厚重”二字。而《悲惨世界》独能当得起,只因这部大书压在作者心头,达三十年之久。
历时三十余年,从一八二八年起构思,到一八四五年动笔创作,直至一八六一年才终于写完全书,真是鬼使神差,这在雨果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件事实:一八0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到一八二八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在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O年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到了一八三二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写了《死囚末日记》(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长篇小说,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还发表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及许多诗歌与戏剧,独独没有动手写压在他心头的这部作品。酝酿了二十年之久,直到一八四五年十一月,雨果才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漩涡,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停止创作,一搁置又是十二年。《苦难》一书遭逢苦难的命运,在胎儿中也要随作者流亡了。 设使雨果也像创作其他小说那样,构思一明确便动笔,那么以他的文学天才,他一定能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又有一部姊妹篇问世了。或者在一八四八年书稿写出五分之四的时候,再一鼓作气完成,那么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惩恶劝善的力作;虽然出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篇,但是在世界文学宝库存里,就很可能少了一部屈指可数的称得上厚重的鸿篇巨制。
这三十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一八三0年,在他的剧本《艾那尼》演出所发生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及一八五二年他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而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忌社会、法律、权威、信仰,也不再顾忌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艺术追求。流亡,把他置于这一切之外,给他一个大解脱,给他取消了一切禁区,从而也就给了他全方位的活动空间,使他达到历史、现实和未来所有视听的声音。
雨果在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期间,就是从这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他不仅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还大量增添新内容,终于续写完全书,定名为《悲惨世界 》。整部作品焕然一新,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它无所不在,绝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些党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反对世间一切扭曲和剖割人的生存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
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计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以及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的沙威、沿着邪恶的道路走向毁灭的德纳第,这些全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为人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思考者,能够全方位地考察这些因果关系,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惨世界》可以称作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一八六二年七月初,《悲惨世界》一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征服了。持否定态度的人则从反面证实这部作品的特殊分量:居维里耶·弗勒里称雨果是“法国第一号煽动家 ”,拉马丁撰文赞赏作家本人的同时,抨击了他的哲学观点:“这本书很危险……灌输给群众的最致命、最可怕的激情,便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激情……”也有人指责他喜欢庞大,喜欢夸张,喜欢过分。然而,他这种放诞的风格,添上了“全方位”的翅膀,在“悲惨世界”中奋击冲荡,恰恰为人类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呐喊长啸。
时间和历史和作出了判断,《悲惨世界》作为人类思想产生的一部伟大作品,已为全世界所接受,作为文学巨著的一个丰碑,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他是惟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这是罗曼·罗兰对雨果的评价。青少年的罗兰保存一期《堂吉诃德》画报,上面有一幅“老俄耳甫斯”彩画:苍苍白发罩着光环,他正抚弄着竖琴,为苦难的民众引吭高歌。《悲惨世界》的作者留下的这副形象,也许是大众更乐意接受的。
捧读《悲惨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当是厚重之感。同样是杰作,同样又厚又重,读《约翰·克里斯托夫》,或者读《追忆似水年华》,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压在心头,感到的是人类的苦难厚厚而沉重的积淀。不是写苦难深重的书,都能当得起这“厚重”二字。而《悲惨世界》独能当得起,只因这部大书压在作者心头,达三十年之久。
历时三十余年,从一八二八年起构思,到一八四五年动笔创作,直至一八六一年才终于写完全书,真是鬼使神差,这在雨果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件事实:一八0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到一八二八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在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O年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到了一八三二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写了《死囚末日记》(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长篇小说,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还发表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及许多诗歌与戏剧,独独没有动手写压在他心头的这部作品。酝酿了二十年之久,直到一八四五年十一月,雨果才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漩涡,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停止创作,一搁置又是十二年。《苦难》一书遭逢苦难的命运,在胎儿中也要随作者流亡了。 设使雨果也像创作其他小说那样,构思一明确便动笔,那么以他的文学天才,他一定能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又有一部姊妹篇问世了。或者在一八四八年书稿写出五分之四的时候,再一鼓作气完成,那么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惩恶劝善的力作;虽然出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篇,但是在世界文学宝库存里,就很可能少了一部屈指可数的称得上厚重的鸿篇巨制。
这三十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一八三0年,在他的剧本《艾那尼》演出所发生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及一八五二年他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而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忌社会、法律、权威、信仰,也不再顾忌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艺术追求。流亡,把他置于这一切之外,给他一个大解脱,给他取消了一切禁区,从而也就给了他全方位的活动空间,使他达到历史、现实和未来所有视听的声音。
雨果在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期间,就是从这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他不仅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还大量增添新内容,终于续写完全书,定名为《悲惨世界 》。整部作品焕然一新,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它无所不在,绝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些党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反对世间一切扭曲和剖割人的生存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
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计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以及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的沙威、沿着邪恶的道路走向毁灭的德纳第,这些全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为人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思考者,能够全方位地考察这些因果关系,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惨世界》可以称作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一八六二年七月初,《悲惨世界》一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征服了。持否定态度的人则从反面证实这部作品的特殊分量:居维里耶·弗勒里称雨果是“法国第一号煽动家 ”,拉马丁撰文赞赏作家本人的同时,抨击了他的哲学观点:“这本书很危险……灌输给群众的最致命、最可怕的激情,便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激情……”也有人指责他喜欢庞大,喜欢夸张,喜欢过分。然而,他这种放诞的风格,添上了“全方位”的翅膀,在“悲惨世界”中奋击冲荡,恰恰为人类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呐喊长啸。
时间和历史和作出了判断,《悲惨世界》作为人类思想产生的一部伟大作品,已为全世界所接受,作为文学巨著的一个丰碑,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