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仅通过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了士人的“文官化”，而且将这种变化与士人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解释了“元和体”特征的生成原因。作者认为元白在诗里流露的反思现实、沉潜自适的理性气质呈现出一种新的人格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文官政治制度的理性认识，这种制度意识在中唐以后逐渐加强，深化了士人对政治的理性认识，促使士人的精神面貌更加理智和内敛。在考察“元和体”的影响时，作者还特别注意到“元和体”与晚唐体之间的中介，认为白居易在晚唐台阁唱和中的核心地位，使元白的“元和体”诗风对台阁诗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就通过台阁士人对白居易的接受说明了这种制度意识的普遍性。作者又分析了杜牧、许浑等身居州县和幕府的诗人的精神气质，指出他们的理想气质与自居易等人消极制度意识的冲突，是他们排斥“元和体”诗风的根本原因。这又从对比映衬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了制度意识的鲜明特点。而唐末五代幕府文人的文官化及其消极发展，则更证明了文官制度意识的逐渐强化。这些看法，都较以前的同类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充分展示了中晚唐到五代士风发展的曲折性和连续性。
　　正因为全书清晰地梳理了元白“元和体”从中唐到五代的影响，本书最后一章论宋初诗坛的沿革才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说服力。关于宋初诗坛的问题，新时期出现过一些较有分量的力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从来没有从宋初流行的几种诗体的源头去探讨过它们的发展历史和表现特征。本书论述这一问题可说是水到渠成。前面的源流清楚了，宋初“白体”、“晚唐体”和“元和体”的关系、宋初讽谕诗与元和体的联系和区别自然也就容易解释了。更重要的是，欧阳修提倡平易、革新诗文的意义从诗歌史的角度得到重新认识，各种歧见也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