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选择》集中论述的是知识分子、人学思想和启蒙之路。在作者看来，鲁迅是中国文学现代知识分子的基石，是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的人学思想受到作者高度重视，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的人学思想还是不完整的，也是不成熟的。他以尊个性超越了新民思想，却仍然没有与梁启超为国家富强而维新、又为维新而新民的基本思路划清界限。章太炎以个人的绝对自由与尼采一起帮助鲁迅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却又以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给鲁迅思想留下了各种矛盾。梁启超的思想给鲁迅留下了最终价值指向是‘人还是‘国的矛盾。章太炎的思想给他留下了复古与彻底反传统的矛盾。” 一些人常常以鲁迅在1907年前后的思想来说明鲁迅，但鲁迅思想是有变化的，五四时期的思想显然更为重要。李新宇认为，鲁迅是在新文化运动实践中才完成并确立了他的人学思想。这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终于走出章太炎国粹主义的阴影，走上了彻底反传统的道路；二是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划清了界限，“不再以强国的意义来证明立人的合法性，而开始把人作为一切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作为评判一切的价值尺度。” 李新宇通过独具风格的论述告诉我们，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到鲁迅的立人思想，这是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和现代思想的一个重大分水岭。然而，这个问题却长期被忽视了。“因为梁启超为国家富强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思路直到五四时期仍然被不少人所承袭，许多人在谈论立人命题的时候不能与强国划清界限，所以，直到今天，学界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注意维新派启蒙思想家与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区别，因而以梁启超的思路理解鲁迅和胡适，错误地把新文化运动看作是服务于民族救亡的文化运动。事实上，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经超越了梁氏思路而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开始真正从人出发思考一切，以人为价值尺度来评判一切。这种终极价值标准和根本出发点的确立显示着鲁迅人学思想的成熟，同时也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高度。换句话说，正是这种人的立场和价值尺度的确立使鲁迅的思想获得了现代性的本质意义，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本质标识。” 显然，这些话都有现实针对性。近几年来，一种观点在中国学界颇为流行：现代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这种观点的作用在于可以给不同的东西都贴上现代性的标签，甚至可以出现“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李新宇在不少的文章中都对此有过批驳。他指出：“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现代性的讨论都存在着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似乎现代性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大的橡皮口袋，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甚至以抵抗现代化为目的的历史运动都可以被当作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因为忽略了‘人这一现代性的基点。必须注意：世界现代化运动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学基础上产生的。现代性也是在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形成的人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离开了这一基础，就根本谈不到现代性。现代化也是如此，它是在人的自由和权利这一基本出发点上开始的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开放性等各方面的具体内容，但是，只要离开了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无论工业文明还是市场经济，无论城市化还是高科技，都不能构成真正的现代化社会。” 该书学术性与思想性并重，有很强的现实感。它是对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再阐释，同时也是对当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一种的介入。这种研究无疑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