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18世纪中，“中国观”在瑞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对于中国的兴趣，则要归功于瑞典东印度公司与华贸易的展开。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大量中国生产的物品带到瑞典，同时公司又在瑞典经济史上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其存在的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内（1731～1806），至少有130个航次来往于哥德堡和广州之间，这一贸易往来使瑞典获取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新信息。18世纪中叶，一些与皇室关系密切且有影响力的人将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从法国带到了瑞典：中国是一个由哲学家统治的国度，是值得竭力仿效的典范。
彼得．奥斯贝克对于中国的文化有一些正面的评价，例如，他说，“由于历史悠久，他们有关天地和历史的知识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的道德信条被视为经典，法律和行为准则被认为是最好的生命箴言。医学和博物学都建立在长期的经验上，他们农业水平的完善让人羡慕”，但他同时却指出，“由于缺乏对上帝真知的了解，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因之黯然失色”。一方面他承认中国人“谈吐文明，举止文雅，勤于社会生活，做生意特别有天赋”，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们“顽固，骄傲，并且多疑”。奥斯贝克的旅行见闻中对于中国文化这些正面和负面的评价，就如同钟摆在天使和魔鬼之间摆动，向今人很好地展现了瑞典人眼中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