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近二十年来所新发现的近百篇周作人佚 文，均系首次结集出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这两篇文章。因为周作人对于日本占据北京期间的事情回忆文献极少，这两篇直陈其事，颇为重要。止庵语：“仅此两篇文章，此书就值得重出一遍。”
剔除原四书中的所有译文篇目，老版出版后经学界讨论厘清的伪作，以及生前已经周作人编定但未及出版《木片集》所涉及的若干篇目。
集外文的特色在于，带给读者一个更加多面、丰富的周作人形象。从自编文集来看，周作人给人的普遍印象是淡泊文人，但集外文则展示了周作人更加犀利、“入世”的一面，对于我们理解周作人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影响与作用、坎坷与无奈，大有参考价值。这些文章涉及面广而杂，试列举以下几个代表方面：
一． 妇女与儿童问题
这是周作人一直以来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个人最具特色，且不可替代的一个关注面。
二． 时局与国家的命运
包括对革命的思考、介绍日本新村运动、“非基运动”中的发声、抗议复辟、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等等。
三． 文化与教育
参与新文化运动、回应教育改革、推广民俗与歌谣研究、引介日本等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等等。
四． 对同时代人物之记忆
谈及刘半农、章太炎、钱玄同、许寿棠等同时代重要人物。
中国当代读者通常心目中的周作人，有三个形象：
一、最大众的懒惰而简单的印象：“附逆”文人，大节有失。周作人自1945年—1980年代在中国一直是讨论禁区，他不可使用自己名字发表任何作品，此后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可得到这最不假思索的懒惰而简单的印象。
二、闲适苦淡散文的典范，读书人。由《周作人自编文集》的阅读可以得到这印象。
三、大翻译家。古希腊文学、日文文学专家。经过最近十年的陆续整理，尤其是文景出版的《周作人译文全集》，这一形象亦有公论共识。
但是这三个形象，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周作人这一中国20世纪文化史中的关键人物，还远远不能称得上是充分，因为如果只看周作人自己认可的《自编文集》，也即他心目中期待他人看到的自己的文化形象，我们对于如下几个认识他的关键性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一、周作人是如何横空出世，一跃成为北京大学的名教授？《自编文集》中最早的北大讲义《欧洲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都是1918年左右，此后出版最早的也是《自己的园地》（1923）《雨天的书》（1925）等，此时周作人已经是30多岁的文人，而1895年出生的他与鲁迅共同成长的青年期的著述大量付之阙如。
二、如果周作人只是做闲适散文、或窝在书斋中读古书、读洋书，他何以被冠以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头衔，他真的不关心从清朝到民国再到军阀割据的中国社会吗？
三、为什么日本人要再三再四拉周作人作文化旗帜？从抗战之前到抗战结束，周作人关于日本、关于中日关系写过什么，说过什么？日本人口中的“反动中国老作家必须扫荡清除”是怎么回事？新年遇刺是怎么回事？
四、1949年之后，除去政治正确有关鲁迅研究的三种书和生前并未出版的作为一生总结的《知堂回想录》之外，周作人一直埋头外国古典文学翻译，但这段时间他真的完全没有著述了吗？
可以提的关键问题还有很多，但总括起来，最核心的关节是：周作人的文化眼界之高，为人为文之谨慎，使得他对于作为“社会人”“历史中人”的周作人看得极淡，他不愿意将他与20世纪中国社会与历史所发生的文笔交流放到作为“文人”“译者”的周作人的名下，而宁愿这些文字速朽。但事实上，这一大桩“集外文字”，恰恰对于我们理解周作人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影响与作用、悖论与坎坷、悲剧与无奈，有大作用。
后人如果要想求得历史实际，就必须涉入历史的河流中，从历史的材料去进行深思敏辨，突破简单，得到历史的原貌。